由上可知，我国的有关部门将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并无任何的国际借鉴，而是货真价实的孤家寡人。

除此而外，他没有义务做别的事。不管法官代表谁，代表国家，代表社会还是代表人民，不管法官是在天上还是地上，不管是中国法官还是外国法官，法官的职责都是定纷止争，听讼断案。

就应该让法官自主决定，而不应该束缚他们的手脚。不虐待法官也意味着给法官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不随意调动他们。中国法官的考核措施和标准构成了一个繁冗复杂但不一定有成效的考核系统。不虐待法官就是不让法官做他不应该做的事。它们只是因为便于区分隶属关系而设计的行政级别，还是基于对法官业务水平的一种评判标准？只有当判决公开后，我们才可能从各级法官判决的水平上看出法官的级别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们不仅不能虐待法官，而且要真正地善待法官。伸而言之，就是所谓司法审判独立。一、我国现代司法思想性缺陷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及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研究。

转型社会面临价值多元和多变，传统社会乡土自治的矛盾化解机制在现代难以发挥作用，社会矛盾却缺乏新的抒解和分散渠道，大量的矛盾挤压到司法渠道，造成司法的不堪负荷。譬如：一方面宣称"人民最伟大"，一方面又认为"人民的素质还达不到实行民主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分配是不公正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形式上平衡和对等的诉讼结构和司法模式只会最大化地固定不公平。其一，"向西方看齐"的主张者决不会也不可能"全盘西化"，"向传统回归"的主张者决不会也不可能"梦回唐朝"，有关是否"全盘"的讨论无谓地掩盖了"孰轻孰重"的讨论。

"上访"意为"向上访"，其隐含的前提是"下级服从上级"、"权力向上集中"的权力等级制度，这与西方司法制度的权力分配的原则是不同的。其二，精华之于糟粕常常不是三明治，揭开表皮面包就能吃到夹着的火腿，而是饺子馅，掺和在一起，只能选择吃还是不吃。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民事诉讼上表现出较强的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意味。其中民事案件120件，不服裁判的信访人为原告的达95件占79%，为被告的23件，为第三人的2件。目前我们国家尚在阶层分立的洗牌中，阶层板结尚有罅隙成为矛盾的出口，一旦固化极易发生地震。譬如：虽然宪法规定同工同酬，但是有编制的比没编制的拿的多，即使干的是同一份活，即使没编制的干的比有编制的好。

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余，也不得不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摸索性势必导致一定的盲目性，改革开放的转型性势必导致一定的过渡性，其间社会管理的空白和矛盾之处不在少数。其二，近年强调能动司法，司法向前、向后延伸自己的职能，这种体现"司法为民"的延伸会跨越原本属于其他部门的职责，而作为政府机构的信访部门也会在实践中接受司法方向的申诉信访。司法总是与正义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司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正义。但是，自我贬抑不是对等级制度的反抗，而是固定，由于其具有混淆的功效，其甚至有更大的强化作用。

近年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民事案件刑事化，学者对此非议多多，但这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目前民事案件审理既不足以规范、引领民众行为，也不足以救济民众权利？笔者做过一起200份涉诉信访问卷调查。不平等在同一时点显现挑战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要求在同一事故中保持"同命同价"。

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是偏重用道德教化征服人心，因此用儒家思想治国一定会"诛心"。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

"细想之下，孩子确乎总在我经手之后感冒发烧。把法治当下的利弊摊给民众看，由民众作出取舍不正是自由精神的表达吗？人文科学常常没有对错，只有取舍，用"我是为你好"一言以蔽之地决定他人的意志是我们的传统，而不是未来。行政诉讼案件38件，信访人全部为原告。与此相对应，其一，近年来愈来愈激烈的"上访"以及相应的信访制度对司法制度有着补充，也产生很大的冲击。近年有新书《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对当下中国各种思想纷争进行了概括，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等等。以领事裁判权的出现和司法主权的保卫为起点，经清末修律、民国五权宪法和六法全书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中华法系动摇、衰败直至全面解体。

若以国情中心论，这种背离是必须忍受的。其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诉讼理论受西方影响，非常注意诉讼构造的平衡和对等。

遥想美国的孩子穿着短裤在雪地里奔跑，我自不觉有错，祖母又愤怒地说："那是美国的孩子。进入专题： 司法 。

不告诉法治的"弊"，而只以法治的"利"诱民跟从，这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级观念的再表达吗？大约只是"谁是劳心者谁是劳力者"不同罢了。此类职责上的跨越对于填补不同管理部门边界的空白有意义，但也模糊了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

其四，与社会转型相一致，道路起伏、价值多元也使得民众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法律共识，法律制定还有不少矛盾和空白。这个家庭生活的小事当然微不足道，但是其间的逻辑可以作为有关我国现代司法缺陷的隐喻：一则思想的混乱会导致行动的混乱，二则基础不同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三则司法不只是实用性的、服务性的、适应性的，但如若其主体性、规范性、改造性不彰，那么我们只能说，我国现代司法有着其基础性缺陷。现代司法的基本构造是，法官处于中立地位，通过两造对抗获得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真知，因此，无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非常注意诉讼构造的平衡和对等。这种缺陷的完善，端赖"人人平等"社会基础的完善，如果社会基础不能实现基本的"人人平等"，那么我国的现代司法必然会保持它的"缺陷"，或向更适应的"中华法系"回归。

为使这种冲突不致伤害到家庭的和谐，我们事实上搁置了纷争，平日里贯彻祖母保育法，假日我有空则常会带孩子去户外"野蛮其身体"。因此，我们目前真实的情况是：既没有"西学为体"对历史包袱的清算，也没有"中学为体"对既定道路的笃定。

我们的社会现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譬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上下级的不平等，身份、编制上的不平等，以及越来越严重却不具合法性的贫富分化，等等。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

三、现代司法的功能性缺陷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有了较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为调和顽固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矛盾，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著《劝学篇》分内、外两篇。

我孩子小的时候，祖母一直帮忙照料，两代人的教育理念有着巨大冲突。各种思想对于探索适应中国的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当然未定之时也会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茫然与惶惑。有学者论及"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给予其最激烈痛斥的多也是主张力行民主法治的自由派，这种"体制之下无完卵"的观点关注的是人，而非行为，这与其反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什么区别呢？还是梁启超说得对，"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制造惊天大案的周克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分析其犯罪成因时即认为，周克华极其聪慧却无法向上，故而走上犯罪道路。

卞建林教授提出，"如何扭转与纠正被告人被客体化的现象，仍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面临的当务之急与重要使命。执行案件8件，信访人为申请执行人(即原告)的7件占87.5%，由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1件。

其三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刑轻民。譬如：传统中国尚有"乡土社会"为滋养母体，以"在家为父，在朝为臣"方式转换等级身份，以"科举"和"信访"方式贯穿等级间的通道。

分配的正义不仅不能通过司法来解决，而且分配的正义是公正司法的前提。这种观点正确得很，因此也无意义得很。